2016年全國“兩會”開幕在即，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再次成為各界關注焦點。日前，全國政協(xié)委員、全國律協(xié)副會長朱征夫接受媒體采訪，披露了部分提案內(nèi)容，其中就包括“減少甚至取消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的做法”，他強調(diào)，“犯罪嫌疑人上電視認罪，并不等于真的認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
上電視認罪，已經(jīng)不算什么新鮮的路數(shù)，甚至表現(xiàn)的越來越頻繁，但事實上，各界對于這種“電視審判”的做法，并非沒有爭議，對電視認罪的反對與非議正在成為一種法律界共識。政協(xié)委員朱征夫的呼吁，切合并體察司法實踐的痛點和癥結(jié)，可謂振聾發(fā)聵、一士諤諤。
讓犯罪嫌疑人上電視（乃至更多介質(zhì)的官方媒體）痛哭流涕、認罪悔過，是不正常的偵查主導和同樣不太正常的大眾獵奇心理共同作用的惡果。于偵查機關而言，在案件進入司法審理程序之前讓嫌疑人上電視認罪，便利好處眾多，包括營造鐵案的錯覺，誘導公眾的有罪認定心理，甚至給嫌疑人以羞辱，客觀上也聚集更多的壓力傳導給法院審理機構(gòu)。很多時候，正因為嫌疑人在大眾傳媒上的所謂供認不諱（盡管很多畫面、聲音可能被剪輯），給司法一種“眾人皆曰可殺”的壓迫感。
長期以來“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案件偵辦邏輯，已經(jīng)很大程度上異化出了“不管偵查機關做什么菜，法院都得吃”的司法困境，但上電視認罪讓這一切體制機制上的可能最后一絲別扭和不合理，變得不復存在。司法是基于專業(yè)的判斷，本不應當受到外在輿論（其實是偵查主導）的影響，但司法本身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的改革尚未有結(jié)果，內(nèi)憂外患之中司法何為，成為一道艱難的選擇題。
上電視認罪，可以證明很多，比如偵查機關的前期成績，比如嫌疑人在人身不自由狀態(tài)下的現(xiàn)實處境，但獨獨不能證明的就是，嫌疑人真的認罪，更無法證明他真的有罪。無罪推定的法治原則之下，再證據(jù)確鑿的偵查成果，也需要經(jīng)過嚴苛的司法審理，經(jīng)過證據(jù)的辯駁、程序的審視。而從大眾心理上說，可能在很多不經(jīng)意的時候，對案件細節(jié)的獵奇以及因他人被迫示眾而產(chǎn)生的圍觀快感，使得看嫌疑人上電視認罪，變得似乎很“有趣”，但這種“有趣”，卻以犧牲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嚴作為代價?，F(xiàn)在回想，近幾年來被艱難糾正的冤假錯案，彼時案件被快速偵破時的媒體示眾，何嘗不是錯案生成的助推器？連篇累牘的案情介紹，言語帶有極大傾向性的定性表態(tài)，配合公眾迫切希望案件偵破的焦慮心理，一起讓司法被偵查、被外力所綁架，釀成大錯，很多變得無法挽回。
電視認罪正在成為一種超脫法律程序的“輿論控訴”，而在輿論身后的，則是掌控這一節(jié)奏的案件先期偵查機關，司法被脅迫，嫌疑人合法權益被獻祭，法治成為犧牲品，代價不可謂不巨大，同時也突破了整個社會賴以維系的倫理與法治底線。上電視認罪的反法治邏輯正在失效，公眾對“上電視認罪并不代表真有罪”的道理也在逐漸悟到，對“獨家”播發(fā)類似認罪新聞的媒體，調(diào)侃越來越多，便是一種明證。
從根本上說，上電視認罪所違反和侵犯的法治價值，遠比偵破個案所帶來的對法律秩序的捍衛(wèi)，要多的多，舉措得不償失。朱征夫委員此次提出的一系列提案觀點，都是對司法專業(yè)化的憂慮和堅持，“嚴格言詞證據(jù)的采信標準”，“降低非法證據(jù)排除的門檻”，“偵查機關不宜在案件判決前搞立功授獎”，“擴大取保候?qū)彽倪m用范圍”，“試行偵查訊問時律師在場”，“創(chuàng)造條件讓法官敢于依法作無罪判決”，“適時批準聯(lián)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國際公約》”，可謂字字珠璣，聲聲發(fā)聵。2016年的全國“兩會”，期待更多對整個國家法治狀況的坦誠反省和積極建言，如朱征夫委員一樣負責任、有擔當?shù)拇砦瘑T，需要更多同行者！
